赫芬顿邮报网站11月4日登载了活跃在韩国的美国学者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对哈佛大学东亚系中国历史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的访谈，内容围绕东亚教育今天遇到的问题、东亚教育传统中值得学习的价值、当下的教育改革如何汲取传统中的精华以及现代仪式等方面展开。

　　普鸣是获得哈佛大学杰出教学教席的五位教授之一，他开设的一门“中国课”——《古代中国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大学当下最受学生欢迎的三门通识类选修课之一。

　　贝一明目前执教于韩国庆熙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学院，并担任智库“亚洲研究所”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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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东亚教育重视后天训练而非天赋

　　贝一明指出当前对于亚洲教育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一方面，亚洲文明对于教育的重视令人称道， 一些美国家长甚至想要模仿这种学习方法;另一方面，很多亚洲人却觉得他们的教育体系已经失控了，学生被各种考试和证书压得喘不过气。中、日、韩的精英政治被一些大的考试把持，这些考试和背后的备考产业联系紧密，这些产业从考试系统中获利，所以也有动力维持这一体系。

　　普鸣认为这两方面的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东亚确实有重视教育的传统。当前东亚经济的发展跟文化传统中对教育的重视是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东亚目前这种用考试来衡量教育并把所有社会成就都跟考试联系起来的趋势是具有破坏性的。从定义上来说，现在的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是让学生能在考试中取得好的成绩，而这些考试实际考察的都是天赋。比如说，一些考试是专门用来测试学生数学方面的造诣。如果一个学生在某个方面特别出色，那么就会被朝着这个方向培养。与这种教育方法相联系的是东亚过去把教育和社会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观念，尤其是精英政治的理念。

　　普鸣指出，中国古代设计这些考试的初衷是希望创造一种能够系统地培养人才的教育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习优异的人就能在政府中担任高官。普鸣认为这个理念是很了不起的，不应把眼下的考试狂热和传统的亚洲教育混为一谈，后者包含了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价值。在古代中国，尽管考试也和学习联系在一起，但学习还存在另一个重要维度。传统教育中有一种强烈的“修身”的愿望，就是必须通过学习把自己训练成为更好的人。

　　不单纯强调天赋恰恰是中国传统教育的一个关键，教育背后的整体理念是，人生来是不完美的，而在生命的过程中最终能够成为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训练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儒家学者即便对先天条件有所要求，所看重的也是一个人的性情而非天赋，他们认为真正重要的还是后天的训练。

　　其次，学习的首要目的并不是掌握技能。技能是为了实现更高目标的，而成为一个有教养的、有道德的人就是目标本身。传统教育体系希望培养有道德的人才，希望通过教育的过程，让他们拥有体察所处情形的能力并知道在特定情形下怎样做才能帮助周围的人。对于手握权力的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伦理基础之上采取措施帮助他所管理的人们。

　　古代中国如何通过考试衡量人的道德教养

　　贝一明发现，韩国和日本的考试题在最近三十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十年前的题目设计得很精巧，要求学生具有灵活思辨的能力，现在情况不同了，学生们常常只要把同类型的题目做上成千上万遍，就能在考试中得高分。

　　普鸣也认为现在考试被当成 “通过仪式”(rite of passage, 指人类为了庆祝其成员长大成人者而举行之礼俗仪式)而不是学习过程是相当不幸的。考试成了人生由一个阶段跨到下一个阶段的转折点，考试的内容和之后的人生也没有什么关联。

　　但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却有着全然不同的精神。科举试题中会包含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比如说题目中会给出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难题，然后问“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会怎么处理”。像这样的问题考察的并不是考生能否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他能否撰文很好地论述应该如何应对复杂的情况。这样的考试要求深广的知识面，考生必须对前人在处理相关问题时的经验有所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考生需要展现自己的性格和教养的方方面面，而不是靠死记硬背一些公式或知识就能应付的。

　　普鸣还提到“文章”(literary composition)之所以在科举制中占据重要地位，就是因为科举考试设立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一种方法却评判一个人是否通过受教育变得更好了。而文如其人是一种普遍的观念，读一个人的诗能大体知道这个人性情、境界。不是说诗要在文学的意义上写得有多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写作展现道德品质。

　　老师的责任在于转化学生，而不是灌输知识

　　普鸣认为，在古代中国，一切学习都是以成为更好的人为目标的。老师们会仿效《论语》所刻画的孔子形象——在教学活动中，首先努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同时也帮助弟子成为更好的人。从孔子的教育方式可以看出，关键不在于你学到了多少，而是你能否很好地体察情境，运用学到的东西去转化身边的人，并在行动上对他们有所帮助。后世的老师们都把孔子作为楷模，并认为像孔子那样全身心地投入教育中去是必要的。

　　贝一明提出，目前亚洲乃至全世界在教育中共同面临的一大问题是预设了老师必须让学生消化信息，学生成了灌输知识的容器，学生并不会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生转化。他还指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些朝代和时期，考试也会走向程式化而远离道德诉求。

　　普鸣则进一步指出，传统东亚教育的根本愿景就是转化。不过，转化的教育并不是东亚所独有的。普鸣表示他自己在学生阶段有幸遇到过几位非常值得尊敬的老师，他们的教学是转化性的，引导学生成为更好的人，而不仅仅是传授事实性的知识。

　　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学生可能在各个科目上都表现优异，但这些都无法体现在人格方面发生了任何的改变，这种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在过去是不被接受的。他承认一些朝代的确出现过考试僵化的情况，但一旦这种考试设计偏离道德议题太远，就会出现关于考试价值的激烈论辩。

　　普鸣觉得十分可悲的一点是，现在的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考试体系是建立在对于教育的一种十分狭隘的理解之上的，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种狭隘的观念是“必要的魔鬼”而不再对其进行反思和论争。发生在古代中国和韩国的论辩是健康有益的，并且能为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借鉴。

　　当下如何从古代教育传统中汲取养分

　　贝一明认为向古代教育传统学习的障碍在于，现代中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现在的中国，不论是大学教授还是教育部的官员可能都会认可传统教育的价值，但找不到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改变已经根深蒂固的现有体系。从全世界来看，教育也面临着危机，在评价一所大学时，宿舍的好坏比课程的质量占了更大的比重，比起学习大学教育越来越多地把关注点放在就业上，整个教育仿佛在被挖空，这个现象十分令人不安。

　　普鸣表示，促成改变的第一步应该是再次点燃关于“教育为什么存在”的讨论。我们应该把思维模式从“怎样才能进名校”转变为“怎样通过教育让社会变得更好”，这样一来，我们就开始关注真正重要的问题了，这样以来可能就会有足够的人意识到当前的教育确实存在问题从而采取具体的措施并带来切实的改变。

　　普鸣提醒道，我们需要把考试的自身结构和它扮演的角色放到我们的社会中去思考。只要整个系统基于考试，那么教育就只会让学生以通过一层层考试为目的。当我们坐下来思考考试的目的，也许会发现并不应该让所有年龄段的学生卷入考试机制。一些考试的存在确实是合理的，但我们也需要仔细思考怎样通过改变考试的形式，令其背后体现的价值观和动机(而不是考试本身)成为我们主要关心的东西。

　　为了使全球教育转向正确的方向，普鸣指出需要在不同层面做很多工作。在制度层面，我们必须警惕资本对教育过程的控制在不断增长这一事实，我们必须理解制度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是受资本导向的，然后对此予以反击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在本地层面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教学，具体来说从一些革新者和支持他们的团体开始推行。我们必须推动大的制度变革，例如重新设计考试和课堂，必须与那些试图从教育中牟利的力量抗争。

　　同时，必须首先有一部分人开始用新的方式教学。如果没有一些具体的好的教学的例子，就无法推动制度变革。教育官员们不可能设计创新的教育模式，必须由基础通过实验向上推进。

　　孔子的课堂和现代仪式

　　在访谈的最后，贝一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如果孔子出现在一个400人的现代课堂上，会发生怎样的情形。

　　普鸣觉得孔子会首先声明，“这堂课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们掌握知识点，也不是为了让你们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在他的想象中，孔子会马上重新组织课堂，让其成为一个能够转化人的场所;孔子会挑战学生们，他不希望教学过程太简单，也不会单纯为了让学生学到更多事实而增加难度。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在某个层面上跟成为更好的人联系在一起，那么就不是学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学习和孔子反复论述的仪式(“礼”)是相对应的。

　　普鸣指出，不论是在美国还是东亚，很多年轻人都认为仪式是只存在于神灵信仰和祖先崇拜盛行的传统社会的老古董。他们认为现代人已经摆脱愚蠢的仪式了，但如果孔子出现在现代世界的任何地方，他一定都会说，“不是这样的，你们时时刻刻都处在仪式之中。”

　　普鸣认为现在的人们不再能意识到自己参与其中的仪式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再认真地对待仪式也就意味着无法从中受益。仪式具有真正的转化性作用，就像牧师在婚礼说 “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妇”(这一仪式带来的改变)。

　　普鸣接着通过例子对现代仪式做了说明。他说，现在的一些人一面不再理会仪式，比如说声称不愿向祖先鞠躬，但这些人却坚持开宝马车和把孩子送去最贵的私立学校。我们首先应该认识到这就是现代仪式，然后思考这一仪式能否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应该在清楚意识到这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仪式的前提下，了解其背后的象征和社会功能，从而对其有所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