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全国两会闭幕当日，中纪委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3月18日，仇和被免职。对于有关仇和的这个消息，莫正才老人很关心。仇和是近20年来中国官员群体中最具争议的“明星式”人物，从江苏到云南，其行政轨迹一直伴随着以大拆大建为典型特征的各种“大手笔”。而经过一番抗争，莫正才老人的小院以及他所在的村庄最后于仇和强力推进的“城市化”中“幸免于难”。(凤凰网3月30日)

　　但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人治传统的国家，要在短时间内根除传统思想的影响，并非易事。一有机会，少数人心目中的特权思想、人治观念、官本位思维就会溜出来作怪。为了“提高效率”，应该履行的程序就被省略;为了“跨越发展”，法律法规的“红灯”就视而不见。更有甚者，有的人手中有了权力，法治原则就成了“对人不对己”的约束，就有了挑战法律的资格。这些破坏法律准则、无视法治尊严的做法，必然要受到法律制裁。

　　古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古训，今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更有国家公务员是人民的公仆的谆谆告诫。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并用来服务人民的，地位是组织给予的是用来造福人民的。

　　为人民服务得好，权力运用得好，人民就会支持你，更加拥护你;反之，你将权力作为为己谋利的工具，把官位当成地位，群众就不会答应，就会把你拉下马来。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官本位”思想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封妻荫子、光宗耀祖”，因此，一些人“以官为本”，一切服从于官级地位，把做官、升官看作人生最高的价值追求。而一个单位的官职等级有限，于是就在副职上“做文章”。一个正职下配置6至8名副职，甚至更多，这就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想“当官”“当大官”的心理需求和利益需求。

　　一些地方的干部将公权力沦为私用，对规章制度不屑一顾，并以此作为自己炫耀、打人、出“雷语”的资本，让手中的权力昂然“裸奔”。我们还要筑牢提升官员素质的第八，让官员权力无法寻租。在适当“削权”的同时还加强监督管理。官员不能肆无忌惮使用权力，便没了狂妄的底气，也就有了直面问题、直面群众的的勇气。

　　作者：章张龙